杭州西湖有甲天下之美，有一首诗是这样赞美它的：“赖有岳于双少保，人间始觉重西湖。”诗中的“岳于”指的是岳飞和于谦，说因为在西湖埋葬了这两位英雄，西湖才显得如此美。可见人的美名是可以与美景永存的。

　　于谦，明朝名吏，一代清官，人称“于龙图”“于青天”。二十岁左右就写了流芳百世的佳作《石灰吟》：“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身碎骨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这首述志诗就是于谦一生的写照。于谦才华横溢，很年轻时就做了高官，以“廉洁公正”闻名，绝不徇情枉法与贪官为伍。当时宦官王振在皇帝英宗朱祁镇面前很是得宠，他招权纳贿，贪赃枉法，肆无忌惮。文武群臣畏其权势，纷纷献金求媚。惟独于谦从不买王振的账，有人劝他说：不献金也可带些土特产送点人情嘛。于谦听后，哈哈大笑，举起双袖风趣地说：“谁说我什么也没带？我带有两袖清风。”并作诗一首：“手帕蘑菇和线香，本资民用反为殃。清风两袖朝天去，免得闾阎话短长。”于是两袖清风便作为为官清廉的成语而千古流传。在于谦的一生中，王振之流的小人贪官像鬼魅一样纠缠着他，王振曾唆使爪牙弹劾于谦，将于谦打入死牢。全得老百姓纷纷到京师上书，请求释放于谦；又集合了一万多人，伏阙上书，请求朝廷恢复于谦的原职。于谦才幸免于难。

　　不久，王振又挟昏庸的22岁的英宗率50万大军出征瓦剌。结果，明军战败，英宗被俘，史称“土木堡之变”。京城群龙无首，一片混乱，于谦受任于危难之际。他勇挑重担，认真备战，发动民众坚壁清野，主动出击，最终大败瓦剌。于谦想彻底挫败瓦剌挟英宗威胁朝廷的阴谋，提出了“社稷为重，君为轻”的合理方针，拥立了朱祁钰正式登基，是为景帝，改元景泰，遥尊英宗为太上皇。这本是权益之计，却埋下了日后被杀的祸根。瓦剌看到英宗已无可利用的价值了，便把他放了回来。这一举动表面看平常，实则是凶险的计谋。常言道一国不能有二帝，果然不久英宗靠阴谋诡计，完成“南宫之变”又重新登基。其实，在太上皇和皇帝之间的皇位之争时，作为兵部尚书的于谦手握兵权，完全可以左右政局，但为了顾全大局，国家安全，社稷巩固，他默然不动，听任英宗复辟，以身任祸，以死报国。最后以“意欲谋反罪”慷慨赴死。  

　　抄于谦家时，人们发现，这位一品大臣竟然“家无余赀，萧然仅书籍耳”！而贪官王振被处死后，没收其家财：京城内外私邸数处，金银60余库，玉盘百余面，珊瑚六七尺高的二十余株，马数万匹，其他币帛不计其数。而接替于谦的兵部尚书陈汝言，不到一年就累赃巨万。皇帝英宗感慨道：“于谦在景泰年间，曾为朝廷所倚重，死时家里一贫如洗，而陈汝言只当了一年兵部尚书，却累积这么多的财富。”感到错杀了于谦。

　　像于谦这样的好官、清官、义官，他的忠心爱国，他的勤政廉洁，他的严守节操都达到了极至，在任何时代都是为官者的不二楷模。读廉政故事，特别是读到悲剧命运的廉吏的故事时，心情特别沉重。有时为他们扼腕叹息，有时为他们不值，甚至有时为他们愤怒！在那样腐败的时代，在腐败空气弥漫的周遭，蔡京、严嵩等贪官之流如鱼得水显得很自然，而于谦他们的努力却是那样的无助和乏力。可为什么他们还要坚持？无疑，这与信仰和理想有关，有信仰和理想的士大夫们灵魂是高贵的，他们视身外之物如粪土，践行的是为官一任、造福一方，追求的是在青史上流芳百世。所谓留得清白、两袖清风是如此的贵重、如此的富有，足以让于谦们在青史上的美名与自然美景西湖齐美！